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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华韩国人:改变若隐若现 超市保安比顾客还多
http://kongxiangkew.com.cn  2019/5/15 17:57:00  

  原标题:韩国人在望京

  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韩国人朴济英,如今可以当之无愧地说,“我是老望京了”。在这块被称为“中国韩国城”的北京最大韩国人聚居区里,韩国人人数最多时超过5万。

  望京有闪着中韩字体的彩色霓虹灯箱、韩国企业云集的大厦、最正宗的韩餐馆。在街上,人们已经很难从外表分辨路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。

  超市里,六神花露水和韩国空气清新剂整齐地码放在一个货架上;芝麻叶和香菜这两种基本不会在对方菜谱上出现的香料,也乖乖地躺在同一个冷藏柜里。

  中心广场上孩子在嬉闹,年轻的韩国母亲用不熟练的中文,和中国大爷大妈聊着天。

  如今,这种平静正在被打破,一些改变若隐若现。

  在乐天超市望京店,一个工作日的午后,门前停着警车,超市里安保人员多了一倍,清空的货柜上少有韩国品牌的食品,戴着“安全员”袖章的员工比顾客还多。

  两周前,一位刚毕业的韩国留学生,本打算在中国找工作,却临时改变计划,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,一刻不敢停留似地飞回了自己的国度。

  这一切,都让朴济英担忧:“中韩关系就像一壶水,烧了半个小时才能热,碰到凉水又迅速凉下来了,不知何时才能再热起来?”

  平静,不平静

  3月中旬开始,朴济英发觉自己“享受”了一种“特殊待遇”。

  他在山东某学校兼任外籍教授,每周往返于北京和山东。当他上完课乘坐高铁返回北京时,收到问候短信“你安全离开了吗?”他突然意识到,自己变成了“特殊保护的重点”。

 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在他近九成都是中国人的朋友圈里,开始传播一些他称之为“非正常的视频”,其中一些还带着对韩国人的谩骂和暴力。

  他担任副会长的民间组织“中国韩国人会”也收到一些韩国人的咨询,尽管担心人身安全的还是少数。

  直到这时,这位年过半百,中文标准的韩国人才开始担心起来。

  在北京留学14年的成英善,也接到了母亲焦急的电话。

  上一次令母亲如此担心的,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。当时他被催促赶紧回国时,还奇怪地问为什么。母亲说,“不是有地震吗?”他有些哭笑不得,“很远,比韩国都远”。

  “再远还是一个国家里面发生的事。”母亲还是放不下心。而这次,尽管嘴里说着“没事,没事”,但他并没有让母亲信服。

  而在兼职韩语教师的学校里,中国学生也焦急地向他询问:“现在可以去韩国吗?”

  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成英善,“现在拦出租车,以前他们会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,是日本人的话就拒绝,但是现在换了,变成韩国人。他们不会不让你坐,但会特别认真地讲道理。”

  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。但令成英善感到尴尬的是,他的中国朋友看到相关的新闻,都会在第一时间转发给他,有人还会问,“这是真的吗?”

  朴济英认真看了下微信里的一些视频。尽管他说,一看就是“找人演的”,“故意商业炒作的,”但他还是承认“老百姓看了,很容易激动”。

  面对记者,他并不想谈到太多关于这次的争议。

  “虽然目前在北京的韩国人没有那么大的情绪,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压力。”尽管朴济英努力安慰着那些前来咨询的韩国同胞,但还是隐约担心。

  神奇,不神奇

  这场低气压源自3月上旬。

  在中国经商多年,朴济英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新闻,感受气氛的变化。然而这次还是让他感到不解。“中韩建交25周年来,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,真是有些尴尬”。

 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留学生,朴济英见证了中韩关系“热”起来的过程。

  1992年8月24日,中韩两国正式建交。1994年,朴济英来到北京。当时赴中国留学的韩国人并不多见,在北京的韩国人也比现在少得多。

  朴济英因为“中国文化最深的是哲学、历史和中医”,选择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学。

  两年后,他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韩国接来,两个孩子在北京长大,接受了中国学校的教育。“我的半辈子都在中国生活,比较旺盛的时期都在中国。”

  那时的中国,在大多数韩国人眼中,是一个在历史课本上“红色”的“神秘国度”。

  和朴济英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大门的,还有去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学位的留学生具滋元。

  当时,他们脚下的望京全是一片绿地,没什么高楼,只有机场高速公路。晚上8点,马路上大巴都没有了,当时没有四环路,公交车也要换好几趟,各方面设施都没有,买东西也是到百货公司。

  具滋元惊讶地看见马车和奔驰汽车一起奔跑在北京的大马路上。他眼中的中国,有着两个时代的重影——“19世纪和20世纪共存”。他感慨:“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。”

  在朴济英的中医专业,班上韩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,30个外国留学生,26个是韩国人。

  刚刚开放的年代,尽管学校规定中韩两国学生不能互访宿舍。然而还是有很多中国学生去韩国学生的宿舍,给成绩赶不上中国学生的韩国人辅导功课。在当时,韩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。给韩国学生补课1小时15元,对中国学生来说,是很大的经济补贴。中国老师那时工资也不高,不到1000元。

  随着经济的发展,2000年年初,当成英善来中国时,他成为4万余名韩国留学生中的一员。当时正是中韩双边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。

  拖着行李箱站在中关村,成英善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,“原来这里也有很多高楼啊”。

  “出国的人都是因为喜欢那个国家才出国的。” 回忆起14年前做的决定,成英善说。

  目前中韩已成为互派留学生最多的国家,据2016年4月教育部统计,2015年来华留学生中,韩国留学生数量最多,为66672人。

  中国,更中国

  20多年来,朴济英眼看着“韩流”在中国流行起来。他从留学到创业,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,都踩在鼓点的节奏上。

  20多年前,还在学中医的他,骑自行车看到西单的眼镜店,几百号中国人排着队配眼镜。尽管1天1万元的租金令他咋舌,但周末一天30万元的流水量更令他震惊。他下定决定,投资实业。

  2005年《大长今》引进中国,带来了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旋风,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副研究员王晓玲认为,就纯输入的进口韩流而言,《大长今》达到顶峰。

  韩流文化的兴起,也让朴济英的生意开始红火。2007年,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,“新闻联播给50秒啊,那个厉害了!”他作为韩国中小企业的代表回答关于“如何看待中国购买眼镜的消费观念变化”的问题。

  他说到,“以前中国人一副眼镜是丢了才配,但是现在他们的理念是要求时尚化,而且会备用两到三副眼镜,2005年隐形眼镜也开始流行起来。中国的消费者也讲究美了。”

  像朴济英一样,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在中国看到了机会,而望京因为靠近首都国际机场,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韩国人汇聚之地。

  21世纪之初,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噌噌而起,大量的韩国人聚居于此,韩国的公司、银行、餐厅、娱乐场所等进驻其间,作为北京最大的韩国人聚居区,这里被称作“北京的飞地”“中国韩国城”。

 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,目前在中国生活的韩国人到底有多少。“以前走在望京,5到10米就能见到一个韩国人。”朴济英说。

  在2008年一场被称为“韩元咳嗽,望京感冒”的金融危机之前,这个数字很庞大。据统计,当时仅在望京居住的韩国人就有5万。

  全职太太权素姬就是掉在望京人群里分辨不出国籍的韩国人。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

  她感慨中国的变化太快了。在商店购物、菜场买菜,人人都掏出手机,用支付宝、微信结账;出门打车,都用手机提前叫好车;网购的快递速度目前已经超越了韩国。她的手机里装着各种中国App,甚至孩子吃的止咳药水,都从网上买。

  她觉得中国人很有人情味,不会韩语的家政阿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,用两只食指从太阳穴开始往上指,问女主人“生气了吗”。

  这些超越国家语言的“肢体语言”让她觉得,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打工的中国女人身上有很多好品质,陪她买菜,教她那些菜都叫什么名字,每次服务时间是2小时,为了教她汉语,常常超过这个时间,却从不计较。“十分纯真,这样的人在韩国很少见”。

  她还邀请过在中国教她汉语的大学生老师到首尔,住在她家里,带她去首尔弘大、梨大这种“很韩国”的地方,而没有去济州岛,因为那里已经没有韩国特色了。

  权素姬还坚持每天阅读中国新闻——尽管目前她只能读懂标题。2013年年初,长春一名男婴被偷车贼掐死在雪地上,这个新闻让她揪心,“因为我也有孩子。”

  在她眼里,孩子“还没有国家的概念,因为都长得一样,只是语言不同”。

  她把4岁的孩子送到中韩双语幼儿园。在她看来,孩子从小就会说汉语和韩语,“能让他们在中国自然地生活,想法更大。”

  她和丈夫都喜欢吃中国菜,每周都会去中国餐馆吃一顿饭,比如烤鸭、麻辣烫等。

  有时候她也忍不住感叹,“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孩子上学的问题,我真的不想住在望京,这里的韩国餐厅很多,连外卖都是韩语服务,生活太韩国了”。

  她喜欢南锣鼓巷、芳草地,离望京地铁站仅一站之遥的阜通,被她看作是逃离这片“与韩国联系过于紧密”的土地的一个方向。因为“那里有个更真实的中国”。

  发展快了,太快了

  尽管在中国生活23年,回到韩国时反而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,具滋元仍然不敢说他非常了解中国。

  喜欢《三国演义》,视赵云为偶像的具滋元被朋友们称为“中国通”。不过,他自己不太愿意接受“中国通”这个标签。

  “那些在中国没待满5年的人,才会说‘对中国我该了解的都了解了\\’。待到10年的人,会说‘中国范围太大了,我开始不知道中国了\\’。待到10年以上的人,才会说‘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中国\\’。”具滋元说。

  当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拉着行李来到望京时,很多外地打工者也是冲着这里韩国人多慕名而来。

  在望京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的小雨,就曾经揣着“看看韩剧中的人”的梦想,选择了到望京区域工作。不过她来了之后,才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是普通人。

  她带着客户看房子,楼道里韩国住户会和中国住户用蹩脚的中文打招呼。要和韩国客户打交道,也可以去旁边的超市请韩国阿姨来帮忙做个翻译“志愿者”,在楼外的四川麻辣烫,去得最热情的是和她年龄差不多的韩国年轻人。

  尽管乐天玛特门店关店的消息不时传来,可在很多望京人眼里,身边的韩国人大多仍然生活平静。朴济英很希望这种“平静”能一直持续下去。

  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,朴济英的很多朋友抛售了望京的房子,返回了韩国,但他还是留了下来。

  不过,当韩国企业、中国企业、韩国人、中国人,从四面八方涌入望京时,朴济英选择离开。2012年,他迁出望京,搬到燕郊。那里房价便宜,且两个孩子已经长大,不用担心上学问题。

  他眼睁睁地看着望京房价一路飙升,“比首尔的房价都高了”。没能在中国买套房,成了他的遗憾。

  在望京,人均租房的价格是4000元至6000元。房租的不断上涨,也促使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分散到北京的各个角落。

  成英善已经习惯了中国飞驰的速度。“第二天醒来,又不一样了,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感觉”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,2008年为了迎接奥运会,一半的北京出租车换成现代汽车。“之前都是红色的出租车,价格都不同,后来统一汽车排量标准2.0L。”

  如今,连去韩国留学两年回来的中国学生,都觉得中国发展太快了,一不小心,自己就落伍了。在一次班级聚餐交份子钱时,只有从韩国回来的小王掏出了钱包,其他人都掏出了手机,用微信、支付宝付款。

  但北京急速上升的房租让成英善感到压力。他偶尔去看电影,却抱怨“电影太贵了,在北京文化生活的价格太贵了。”不过他还是保持了韩国人爱喝酒的豪爽传统,周末时会和朋友去韩餐店喝两杯烧酒。

  “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快车道。”权素姬对中国飞速的发展也感触良多。

  这样一个飞速冲刺的中国,却并不能处处都令具滋元感到满意。为了看兵马俑、华清池,他去过12次西安。但十几年后再次来到这里,曾经“周围全是农村”的旅游景区早已修葺一新。“这里是西安、上海还是北京,我已经分不清了”。再一次站在这个古都,他陷入了迷茫。

  理解,更理解

  朴济英搬了新家,到河北燕郊后发现,在他新生活的周围,只有两家大超市,一家乐天玛特、一家沃尔玛超市。可是最近的一天,他上班回来时发现,乐天玛特关闭了,沃尔玛人满为患。

  据称,截至3月19日,已有67家在中国经营的乐天玛特门店暂停营业,还有约20家门店自愿决定关店,这些占了乐天玛特在华门店总数的近90%。

  在一段网络视频中,一群年龄不超过12岁的学生发誓要抵制韩国货。

  同样是教师身份的朴济英感到这种做法不妥,小学生没有判断能力,“如果这个小学生活到90岁,他80年都有这样的记忆。但是中韩关系肯定会解决。”

  自己在上课时,无论底下是韩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,他一直强调要有一个“过了就不及的度”,“矛盾必然有,但是不要太过,出现了赶紧解决”。

  去了中国一所知名的外语院校担任韩语教师,具滋元在上课的时候,同样会把不同的观点呈现给学生。

  这位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插播少女时代MV、韩国综艺节目,也会跟着学生一起观看调侃韩国大叔、揭露社会丑闻的韩国新闻纪录片。他会说韩国社会竞争压力大,一些年轻人为了就职不惜整容,也会说在中国遇到的一些事。“我就是按照事实讲,不要让大家存在什么幻想。”他说。

  不仅让中国学生了解韩国,每周四,他都要搭公交,从海淀去望京,给韩国同胞讲述中国历史。

  “双方都要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,不管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这样。学习不同的文化,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。”具滋元说。

  回到韩国,具滋元都有些不适应了。网上购物都要交给妹妹完成,因为自己懒得申请账号。吃饭更习惯拿筷子扒饭,而在韩国的饮食习俗中,喝汤和吃饭都应该用勺子。

  更有甚者,当他端起饭碗时,母亲就会一脸惊讶地看着他,说“你怎么这么没礼仪?”因为在韩国,“端碗吃饭像乞丐”。

  聊聊吧,再聊聊

  尽管两个孩子回到韩国上大学,朴济英自己暂时还没想过回韩国。“我已经离不开中国。”他坦言。

  对于朴济英来说,首尔到北京坐飞机只需要1个小时40分钟,比上海都要近。“实际上,我在生活上也离不开”。他的微信里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国人。

  “我的人脉、对社会的看法都是在中国形成。”朴济英说。

  有韩国留学生说,每次回到首尔时,他的朋友说要带他去吃好吃的菜,他失望地发现“好吃的菜”并不是指传统韩餐,而是中餐、西餐,这些他在北京都能尝到。“不是有个说法吗,在北京能吃到全世界的菜。”

  对成英善来说,他从没打算回过韩国。他更担心的是,回国之后,同样不能接受国内的看法。“一直在韩国成长的人,想法特别窄,接触的范围也特别窄,遇到外国人,‘唉,什么呀\\’,如果看到新闻里和中国相关的消息,就说‘当然\\’!和他们在一起的话特别有压力。”

  朴济英认为,国外留学的经验非常重要。“如果我没有留学过,也可能跟国内的韩国人一样,看法狭窄。”

  深陷中国朋友圈的朴济英,身边很少有人和他说“萨德”两个字,他也不会主动谈及。

  “兄弟之间、邻居之间吵架不高兴都会有的,但是过了某一个程度只能搬家了。比如两家之间,关系已过了,起诉了、打官司了,就麻烦了,不好处理了,感情就是这样的。因此这个感情破坏了,肯定就后遗症大了。”朴济英说。

  在中国待久了,朴济英理解了中国话的“深意”。这几日,他约一个中国朋友吃顿饭,对方回复“最近很忙”。他“明白中国人的习惯、做法”,推测对方可能真的很忙,也有可能最近气氛不好,不愿和韩国人来往太多。

  一位在韩国留学两年的中国留学生,看见在他回国乘坐的飞机上,几乎没有游客的身影,在以往这个季节,都是人满为患。

  他本来已经入职某国内旅游公司,但因为韩国团体游产品下架,最终面临失业的困境。

  成英善有个朋友,跟中国一家电视台合作了一个中韩合资项目,策划了一年,最终流产。

  王晓玲说:“韩国人跟中国人在文化心理、情感沟通都是比较近的,很容易成为朋友,并不是说今天就完全变了。”但是,“民间感情,伤害一次是很大的。”

  具滋元说,“老百姓之间还是得多交流。先坐下来聊聊天,听听对方说了什么。”

  3月25日的望京,直到晚上8点,韩式烤肉店前依然排满等号的中国食客;四川火锅店门口,推着婴儿车的韩国妈妈,起身和中国朋友道别;大厦外,三四个中年男子一边抽着烟,用夹杂着英文和韩语的中文聊着天。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夜晚。

  在望京地铁站附近一处“望京韩国城”的建筑外,不知何时起,招牌中间的“韩”字,不见了。

  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的成英善、权素姬均为化名)

  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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